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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速体育在江蘇省如皋市丁堰鎮丁堰小學，民警用網絡“護苗”視頻引導學生安全用網，文明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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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與青少年網絡使用有關的新聞頻頻觸動人們的神經。2025年，17歲高中生小王因網購糾紛遭遇“開盒”，個人信息被公之於眾﹔同年在安徽，13歲女孩因被母親禁止玩手機，竟躲進儲物間連續上網7天……

　　截至2025年12月，中國6至19歲網民規模已達2.03億人。當這一代青少年成為數智時代的“原住民”，一個難題也隨之浮現：如何讓他們既享受網絡帶來的便利與樂趣，又免於被網絡沉迷、網絡欺凌、隱私泄露等多重威脅吞噬？

　　清晨醒來第一件事就是刷視頻，課間討論的不是功課而是最新熱梗——這成為一些青少年日常生活的线日，北京師范大學發布《青少年網絡社交指引手冊》（以下簡稱《手冊》）。該手冊基於2024到2025年對31個省份小學、初中、普通高中8394名未成年人的抽樣調查結果編寫。數據顯示，當前未成年人社交平台使用率高達81.75%，微信、抖音、B站、快手和小紅書是最常用的平台。

　　《手冊》編寫組組長、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員、未成年人網絡素養研究中心主任方增泉告訴記者，高使用率背后，隱藏著三個深刻的變化趨勢：一是社交與娛樂深度融合，青少年的網絡行為不再是單一的聊天或娛樂，而是以社交為核心驅動力，分享游戲皮膚、共創歌單、彈幕互動等行為，本質上都在積累“社交貨幣”﹔二是信息獲取渠道變革，超過55.9%的未成年網民通過抖音、快手、B站等視頻平台獲取新聞、認知世界﹔三是社交場景和對象全面泛化，青少年的社交邊界已從熟人社交，延伸至游戲內協作、興趣社區分享、直播打賞等多元虛擬場景，隱私泄露、網絡欺凌、網絡詐騙等風險隨之攀升。

　　《手冊》梳理了青少年面臨的七大核心網絡風險：網絡沉迷與時間管理失衡、身心健康受損、網絡欺凌、隱私與數據安全泄漏、非理性消費與經濟損失、價值觀與認知發展偏差、現實社交能力退化。

　　在諸多風險中，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研究員、未成年人網絡素養研究中心副主任祁雪晶最憂心的是算法帶來的身心隱蔽傷害。

　　她講述了一個典型案例：一名14歲女孩為減肥，常搜索瘦身內容，被算法持續推送極端節食等有害信息，形成封閉的信息繭房。在群組同伴壓力下，她將嚴重損害健康的行為曲解為“自律”。

　　“這樣的‘精准投喂’會放大青少年的認知偏差，將正常需求扭曲為危險行為，往往在家長毫無察覺時已對青少年造成‘溫水煮青蛙’式的傷害。”祁雪晶指出，“這更需要平台、家庭和學校的協同關注與提前干預。”

　　更令人警惕的是，青少年網絡使用還呈現出“橄欖型”的兩極分化。數據顯示，55.38%的未成年人日均上網不足1小時，但也有約2.6%的“超長待機者”日均使用超過8小時，呈現出一種“大多數可控、少數極端沉迷”的分化現象。

　　“這本質上反映了青少年網絡使用的個體差異與環境差異被技術放大。”方增泉指出，“農村及中西部地區青少年、家庭監護缺失或父母數字素養較低的青少年，更容易滑向過度使用的深淵。”

　　2025年12月10日，澳大利亞正式實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體禁令，禁止16歲以下人群在臉書、TikTok、X等10個主要社交媒體平台擁有賬戶。此后，法國國民議會於今年1月通過法案禁止15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挪威、丹麥、西班牙、英國等國也在積極推進類似立法。

　　這些舉措獲得了廣泛支持。民調顯示，79%的法國家長、74%的英國人、73%的澳大利亞人支持對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設限。

　　然而，禁令的實際效果卻並不理想。澳大利亞禁令實施4個月后，一項覆蓋1050名12至15歲未成年人的調查顯示，在禁令實施前就已注冊社交媒體賬號的未成年用戶中，超六成仍能繞過限制登錄至少一個原有賬號。更令人擔憂的是，受訪未成年人中，半數反饋稱禁令並未改善其網絡安全狀況，1/7表示禁令反而讓他們感到更不安全。

　　3月另有一項民調顯示，禁令實施后，雖有61%的家長觀察到積極變化，如線下社交增多、親子關系改善等﹔但也有2/5的家長觀察到負面影響，包括數字鴻溝加劇、未成年人轉而使用其他監管更寬鬆的替代平台、社交減少等。

　　對他國的這些應對措施，方增泉表示：簡單的社交媒體“一刀切”禁令並非良途。

　　在他看來，網絡已成為青少年的基本生存與發展環境——對他們來說，社交媒體不僅是娛樂工具，更是獲取知識、拓展社交、參與社會的重要渠道。如果強行物理隔離，不僅將人為制造數字鴻溝，剝奪青少年發展數字素養的機會，更會倒逼他們通過家長賬號、“翻牆”等“灰色渠道”上網，暴露在更大風險之中。

　　方增泉告訴記者，中國採用“疏堵結合、多元共治”的治理路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為核心，明確政府、平台、學校、家庭、社會等多方責任，通過技術賦能、內容治理、網絡素養教育、沉迷干預等多種手段，構建全鏈條、全場景的保護體系。“我們不追求‘零接觸’，而是追求‘安全使用’。”

　　面對算法與內容的風險，平台“未成年人模式”應成為一道重要防線。然而，當前“未成年人模式”的使用率和滿意度都有較大提升空間。“內容單一低幼”“功能閹割”“能被輕易繞開”等吐槽層出不窮。問題出在哪？

　　方增泉指出，現有模式還多停留在“硬管控”階段，以“防沉迷”為核心，內容單一、吸引力弱是“病根”。想給“未成年模式”升級，關鍵要增強內容吸引力。“具體來說，要依據不同年齡段的認知特征，精細化構建涵蓋啟蒙教育、知識科普、通識教育的優質內容池，落實‘五階式’網絡內容分級供給，梯度式地加大優質內容供給。”

　　同時，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也推動著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模式的升級。方增泉認為，大模型能實現基於場景的動態風險調控，推動構建高質量、個性化的內容生態。但AI的高度交互性和私密性，也會導致未成年人對AI聊天應用產生情感依賴，加之審核難度加大，會進一步放大不良內容的危害。

　　社交媒體上，有家長發現5歲的兒子迷上AI聊天，吃飯睡覺都要念叨“AI朋友”﹔還有家長分享，12歲的女兒沉迷AI陪伴聊天軟件，和屏幕上“霸總”的聊天互動中驚現不少曖昧露骨內容……

　　針對這些風險，今年4月，國家網信辦等五部門聯合發布《人工智能擬人化互動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明確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虛擬親屬、虛擬伴侶等虛擬親密關系服務，向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提供其他擬人化互動服務的，應當取得監護人同意。

　　祁雪晶表示，在數字時代，與其將孩子與網絡隔絕，不如給予孩子足夠的尊重、信任和引導，成為他們的“數字伙伴”。數字時代未成年人保護，應建立“家、校、社協同賦能”的守護體系。

　　祁雪晶通過大量案例觀察發現，在數字教育上成功的家庭，普遍展現出“親子關系大於媒介關系”的共性，即家長更多陪伴孩子讀書、游玩、討論網絡內容，以身作則提升數字素養，以溫暖信任的溝通引導孩子，用豐富線下生活對沖虛擬依賴。

　　學校則應推動相關課程系統化，將風險辨別與倫理培養融入教學，也要加強師生的互動與情感支持，避免學生缺失現實聯結而轉向技術尋求慰藉。

　　社會是協同共治的支撐。政府要加強統籌與監管，完善法規並嚴格執法﹔平台企業必須將兒童友好原則嵌入產品設計與運營全流程，壓實主體責任﹔社區、文化場館等應主動開放資源，為未成年人提供豐富的線下實踐場景。

　　“我們常說，提升未成年人網絡素養要‘授之以漁’，其實就是讓青少年從‘被保護’到‘被賦能’。”她表示，“‘被保護’的孩子一旦脫離管控容易迷失，而‘被賦能’的孩子則是網絡的主人——他們具備批判性思維與邊界意識，能將網絡視為學習和成長的工具，而非逃避現實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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